广东一法官不懂上位法服从下位法关系判决结果引发争议

-----------同部法律海峡两地相同事实有不同判法

我国《立法法》在2000年7月1日起施行,于2015年3月15日修正,其中处于高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上位法,反之为下位法,“上位法”、“下位法”是《立法法》确立的区分法律效力等级以及法律位阶的两个基本范畴。依照《立法法》第八十七条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八十八条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上位阶法律行使对下位阶法律的改变或撤销权。

陈国珍与邹国珠在1996年恋爱,1997年两人同时婚前检查(婚检)通过,因当时计生管控严格,提倡:计生生育是国策,两人受当地风俗影响,须有个男孩在乡村才能抬起头来,在2004年生了男孩后,在2013年2月25日去补办结婚登记,取得第一次领证(《结婚证》),对于该夫妻2013年之前到1997年是否是夫妻婚姻关系,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判决模糊,没有明确表态,但否认前段婚姻关系,其《判决书》所述前段婚姻是属非法同居关系【案号:(2019)粤0113民初6178号)】;广州中级法院明确否认,理由是男女双方不填《补办登记表格》,依照《结婚登记条例》不属补办结婚登记,故维持原判【案号:(2020)粤01民终5142】;申诉广东省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予立案驳回,理由是当事人没有提供结婚登记补办手续,不属补办婚姻登记范畴【案号:(2020)粤是申8052号】。当事人邹国珠向广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结果是:不予监督【穗检民监[2020]44010000318号】,又申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监督复查【粤检民复查[2021]44000000036号】,省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决定书》,但《不支持监督决定书》没有说明理由与法律依据。

类似指导案例为《人民法院报》2011年2月2日第06版面“案例指导”题目《复婚前同居期间所得应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案号:(2010)海中法民一初字第40号;(2011)琼民一终字第38号,本指导案例对“补办登记”与婚姻关系追溯权的认定标准,该指导案例指导思想是: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原则出发,从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追及立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的本意,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补办婚姻登记的实质条件是在登记之前男女双方已经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且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补办登记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弥补婚姻没有履行法定登记公示程序的形式欠缺。因此,判断婚姻关系的成立,主要看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手续之前是否是以夫妻名义同居、是否符合婚姻实质要件,至于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何种类型的结婚登记,仅仅是程序要件,对实际影响不大,也就是说,不管男女双方办理登记时,不管填写何种表格,系行政机关管理方面的瑕疵,这些仅仅是程序要件,对实际影响不大(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换言之,只要是在办理登记手续前是以夫妻名义同居,且符合婚姻实质要件就应该认定婚姻关系的效力就溯及到双方当事人均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之时。 2011年10月24日,海南高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例作为“指导案例”形式在《人民法院报》刊登,供全国人民法院系统判例起指导作用。

记者翻阅两当事人的所有《判决书》、《裁定书》与《决定书》认为:首先,涉案法官粗心大意,侧重于行政法规,抛弃法律根源(性质与效力),以行政法规取代国家法(以规代法)判决。可见,涉案的法官与检察官对《立法法》一知半解,分不清法律主次,更谈不上,“下位法”要服从“上位法”的原则。涉案的法院领导与上级部门没有履行监督把关好。其次,检察机关是守住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关口的把关人,肩扛伟大时代赋予的使命,可是,两级检察院没有履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能。其中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不加思索抄袭一审法院判决书原文,以错抄错,根本不看当事人申请监督内容;广东省检察院《不支持监督决定书》更离谱了,复查结果没有说明理由与法律依据,相当于法律是省检察院说了算。该案所涉及的三级法院、两级检察院,涉及的法官与检察官共几十人对法律本质认识的严重偏差,更谈不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判决,不排除涉案的法官与检察官在工作上的疏忽与失误,作为法院与检察院领导们也不可推卸领导责任。另外,据记者了解到,因两当事人婚姻登记之前有共同子女与财产,两当事人通过离婚诉讼手段来确认前段婚姻关系【案号:(2020)粤0113民初22633号】、【案号:(2021)粤01民终11217号】,两夫妻同床26年,不是感情破裂,两人共同离婚念头,真是天下奇闻,通过离婚财产分隔与子女之前法院必须其婚姻关系确认,两夫妻也是被迫走投无路的决定。本离婚案两级法院判决内容:邹国珠、陈国珍要求确认双方婚姻关系溯及自1997年成立,对此生效裁文书【案号:(2019)粤0113民初6178号)】、【案号:(2020)粤01民终5142号】已作详细认定和阐述,本案不再赘述。可见,一个案件错判,会牵连后序相关个案件错判,令人担忧的是,所牵涉的法官与检察官几十个人都是不懂“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那牢记历史使命和人民重托的公平正义如何体现呢?

笔者了解,在婚姻登记中,男女双方只要首次登记时,不管填初次登记表格还是补办登记表格,最后的结婚证字号都一样的,结婚证簿本都是“J”开头。以上所述的《人民法院报》的“指导案例”,该两人是第二次领证,从“下位法”《婚姻登记规范条例》来分析,也不属“补办登记”的《结婚证》,应属二次领证的“补发《结婚证》”的“BJ”范畴,但从“上位法”《婚姻法》性质与效力来看,不管哪一次领证,只要有领到《结婚证》,且要有符合结婚要件,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对比两案件都聚焦在婚姻登记时所填写的声明表格,广东法院认为没有填写补办表格声明即为首次领证,对陈国珍与邹国珠的婚姻效力追溯不予支持(以规代法)。而作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民法院报》指导案例来看,海南法院以客观事实婚姻出发,认为,主要看男女双方在办理登记手续之前是否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符合婚姻实质要件,至于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何种类型的结婚登记,不管男女办理登记时是填何种表格,系行政机关管理方面的瑕疵,仅仅是程序要件,对实际影响不大,也就是说,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符合《立法法》的本意。

记者从广州市番禺人民法院对邹国珠与被告樊女士(陈国珍情人)、陈国珍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书上发现:基于不正当关系获得赠予财产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在法律上不被认可,在道德上,更不被大家认可。一、二审法院没有支持邹国珠和陈国珍在2013年2月25日补办结婚证之前,即1997年双方举行的婚礼后生育二孩至2013年补办结婚证期间的事实婚姻。但笔者查询:早在2001年12月24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又根据最新法《民法典》在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71第六条》:男女双方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所以,原法律与新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了婚姻关系的追溯效力,只是双方争意在婚姻登记机关的填写表格的问题,实际上追溯“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属性(从属与被从属,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区别与产生性质效力出现较大的偏差与误解,也就是说,广东法官没有用到《立法法》的后果,《立法法》明确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上位阶法律行使对下位阶法律的改变或撤销权。所以,导致三级司法部门均用错误观点裁定,严重伤害邹国珠的合法权益,引起全社会司法部门敲响警钟与舆论媒体热点关注。

记者认为,按照 《民法典》规定,邹国珠与陈国珍虽然在2013年补办了结婚登记,并取得第一次《结婚证》,参考上述《人民法院报》指导观点:判断婚姻关系的成立,主要看当事人在办理登记手续之前是否是以夫妻名义同居、符合婚姻实质要件,至于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何种类型的结婚登记,仅仅是程序要件,对实际影响不大。因为《婚姻法》是一部法律适用全民性所有群体,具有强制性(全民通用),属《立法法》的“上位法”,而《结婚登记条例》是行政法规,只适用行政管理人员操作规范(部分适用),属《立法法》的“下位法”,所以,“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综上,不管男女办理登记时是填何种表格,系行政机关管理方面的瑕疵(下位法),并不影响《婚姻法》法律的性质及效力(上位法)。对此,关于邹国珠与被告樊女士、陈国珍赠与合同纠纷一案,舆论媒体将予以继续关注并跟踪报道。

(陈青瑜 刘东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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