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在京召开研讨会如何避免民法中“胁迫”条款被滥用
近日,针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胁迫、胁迫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防止民法中“受胁迫”条款被滥用等问题,部分业内知名的法学专家在京举办了法律研讨会。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其法律后果可能导致合同被撤销,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以判决形式认定“胁迫”的案例十分罕见,要求当事人应有充分证据进行举证。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仍然不时出现存在证据瑕疵的案件,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胁迫”,使得负有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借此逃脱法律责任。
在6月16日的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兼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北京市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会长龙翼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王轶等在京法学专家,对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的一起在民事借贷合同中构成胁迫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剖析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了胁迫行为给对方施加的威胁必须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一方有合法的根据对另一方施加某种压力,则不构成胁迫。
在山东济南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例中,济南市民李某与山东腾骐置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山东汇融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数年前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担保人为山东腾骐置业公司。之后,山东腾骐置业公司以签订担保合同时受到李的“胁迫”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其提出的证据仅仅是“当时正准备对下属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为避免诉讼影响贷款而被迫签定还款协议”。不可思议的是,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一举证都给予了“认可”,致使李某在这场维权诉讼中败下阵来。
与会专家们特别强调,本案中李某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与当前人民法院建立黑名单制度以保障执行存在共性。拒绝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虽不愿承担依法应当履行的债务,但慑于黑名单制度可能被迫履行。此时,绝对不能将人民法院采用的黑名单制度理解为一种胁迫手段。李仕贤通过诉讼方式迫使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腾骐公司履行义务,与法院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迫使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一样,不具有“可责性”,因而不构成胁迫。
同时,“胁迫的事实必须是非法的”,合法的行为不构成胁迫。例如,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纠纷,一方提起诉讼是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存在手段上的非法性。同时,合同的另一方为避免诉讼所带来的影响而签定协议,是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自愿作出的决定,并非是受胁迫的结果。被迫不等于受胁迫,如果将承担担保责任是否符合自身主观意愿作为判断胁迫的标准,就混淆了当事人主观意愿与胁迫的概念。无论是选择以诉讼方式实现债权,还是选择通过协商的方式实现债权,都属于正当行使权利;担保人应当履行的保证义务和责任也不属于财产遭受损害。
更应注意的,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当事人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视为消灭。
部分法学专家为此发出呼吁,对于“胁迫”这一可撤销合同制度中的重要构成因素,当前的司法审判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胁迫构成要件,以事实与法律为基础,谨慎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严格举证责任,避免让民法中的胁迫条款成为当事人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