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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案的思考以案说法:对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案的思考 2019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受理了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经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两级法院判决意见一致,仅判决支持了邹女士的部分诉讼请求,因邹女士不服一、二审判决向媒体投诉寻求救济,从而引起了社会关注。 近年来,随着“婚外恋”现象的出现,夫妻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纠纷并诉至法院。各地法院对此类赠与行为效力的认定,存在一定争议,不同法院的裁判结果也大相径庭。但是关于发生在广州市番禺区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记者不去评述,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必须遵守的客观公正的真实性原则,下面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新闻保密纪律的情况下,向广大公众公开该案的一审判决情况。 据法院已生效判决书显示:原告邹女士实名邹国珠,福建省莆田市人;被告樊女士实名樊超霞,重庆市人;被告陈先生实名陈国珍,福建省莆田市人,系邹国珠的丈夫。1996年6月邹国珠与陈国珍恋爱后于1997年举行婚礼,婚后邹国珠于1998年和2004年先后为陈国珍生育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之后邹国珠和陈国珍于2013年2月25日依法补领了结婚证。2007年,陈国珍在广州金河湾酒店认识了樊超霞,据陈国珍答辩说:樊超霞在知道他在老家已有妻子并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自愿与他发生关系并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自愿出资购买了房子等。2018年7月份,陈国珍发现樊超霞和他同居期间还和别人发生不正常来往而发生矛盾分开。 2019年,邹国珍从陈国珍写给自己的悔过书上及陈国珍的银行卡往来帐上发现:陈国珍背着自己和樊超霞长期以情人关系同居,陈国珍除了付给樊超霞日常生活开支外,还超支帮助樊超霞给付医药费、保险费、购买房屋和非正常开支数额较大。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邹国珍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陈国珍在2007年6月18日至2018年5月16日期间向被告一樊超霞所作的涉及46元的赠与行为无效;2、确认被告陈国珍在2017年9月向被告樊超霞所作的涉及全套金银首饰(金手环、金戒指、银手链)的赠与行为无效;3、确认被告陈国珍向被告樊超霞所作的赠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安顺楼某某号房屋的赠与行为无效;4、判决被告樊超霞返还原告46万元;5、判决被告樊超霞返还全套金银首饰(金手环、金戒指、银手镯与项链)及三星手机、华为m9手机各一部,合计价值约10000元;6、判决被告樊超霞返还原告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安顺楼某某号房屋(125000元);7、判决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2019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邹国珠称其于1996年6月与陈国珍相识恋爱,并于1997年举行婚礼。二人于1998年5月23日生育女儿,于2004年11月生育儿子。2013年2月25日,邹国珠与陈国珍登记结婚。2007年6月左右,陈国珍与樊超霞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两人同居生活,至2018年左右,双方出现矛盾分手。邹国珠认为其自1997年起即与陈国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2013年2月25日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的婚姻效力应追溯至1996年起,陈国珍与樊超霞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花费46万元及赠与樊超霞全套金银首饰及手机等,并为樊超霞购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安顺楼522号的房屋,这些财产应属其与陈国珍的夫妻共同财产,陈国珍擅自处分这些财产,并基于与樊超霞的婚外情关系赠与樊超霞,损害了其财产权,樊超霞取得前述财产亦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陈国珍确认邹国珠的主张。樊超霞不确认邹国珠的主张。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邹国珠提交陈国珍的银行流水及微信支付记录等,银行流水显示2009年至2017年期间陈国珍的账户有向樊超霞的账户转账支付款项,金额从两三百元至最多一笔15000元不等,微信支付记录显示,2015年至2018年期间陈国珍通过微信向樊超霞转账支付若干笔,但金额多为几百元或几千元,这些款项金额总计约十几万元。对于主张的其他赠与财物,邹国珠没有提交具体证据予以证实,自认是根据陈国珍向其出具的《忏悔书》及陈国珍的陈述而统计得出。庭审中,樊超霞对于前述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的对应款项予以确认,但称,这些款项数额不大,二人同居十几年,都已经用于二人同居期间房租、水电、日常生活消费、人情往来及为樊超霞支付医疗费用。其中,2015年至2018年期间因樊超霞生病,陈国珍为其支付了大约7、8万元的医疗费用。2015年11月20日,樊超霞投保中国人寿养老保险,陈国珍为其支付了12000元保险费。另因樊超霞补缴社保,陈国珍于2015年11月23日为其支付15000元、2015年11月24日为其支付5000元、2015年11月29日为其支付5000元、2017年2月14日为其支付8000元、2017年4月13日其为其支付9000元、2018年3月13日为其支付8000元,合计50000元。另查明,涉案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安顺楼522号的房屋,是2010年6月26日樊超霞向案外人刘文艳购买,房屋面积为40.80平方米,成交价格为153000元,并于2010年9月1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于2010年9月9日取得产权证号为0210111275的不动产登记证,权属人为樊超霞。前述房屋以按揭方式购买,樊超霞确认其中首期房款中的30000元由陈国珍支付,是从陈国珍和樊超霞的共管账户中支出,另外的33000首期款是樊超霞自筹,剩余9万元款项由樊超霞向银行抵押贷款支付,抵押贷款是以该房屋以租养供方式支付。 本院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有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夫妻双方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原告邹国珠与被告樊超霞虽自认二人于1997年举办婚礼并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并生育子女,但是二人实际于2013年2月25日才登记结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也即是说,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但未进行结婚登记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而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邹国珠、陈国珍二人于2013年2月25日登记结婚,2013年2月25日之前,邹国珠与陈国珍二人的关系应视为非法同居关系,并非夫妻关系,邹国珠与陈国珍之间并不形成夫妻共同财产,邹国珠无权基于损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认定陈国珍的赠与行为无效。前述涉案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石岗东村段美心商贸城安顺楼522号的房屋购买于2010年,就该房屋的购买出资,无论在陈国珍与樊超霞之间是否存在赠与行为,邹国珠均没有权利主张确认无效及返还,故对于邹国珠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邹国珠主张的其他财物的赠与,亦应以2013年2月25日为节点进行区分,即2013年2月25日之前,无论陈国珍与樊超霞之间是否存在赠与,均与邹国珠无关,邹国珠无权以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确认无效及返还,对于2013年2月25日起之后的赠与,邹国珠有权基于损害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无效及返还,但邹国珠应对具体的赠与情况承担举证责任。邹国珠主张陈国珍与樊超霞同居期间,陈国珍为樊超霞花费共计46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主张,其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微信转账记录记载的陈国珍与樊超霞的款项往来数额不大,樊超霞抗辩称已经用于二人同居期间的房租、水电、日常生活消费、人情往来等共同支出,实已难以区分,且没有超出陈国珍个人合理支配的范围,本院对邹国珠的主张不予确认。对于樊超霞自认的其中医疗费7、8万元、保险费12000元、社保50000元系陈国珍为其支付,这些款项发生时间均是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累计数额较大,且是属用于樊超霞个人的支出,按照自认对樊超霞不利的原则,本院认定前述共计142000元是陈国珍向樊超霞的赠与。对于邹国珠主张赠与的全套金银首饰及手机等,樊超霞不予确认,邹国珠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确认。陈国珍赠与樊超霞的钱款是陈国珍与邹国珠的夫妻共同财产。法律规定夫妻对于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显然这种处理权应当基于合法行为。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之前,夫妻双方的所有权均及于全部夫妻共同财产。陈国珍对于樊超霞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其基于与樊超霞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不经邹国珠同意,将与邹国珠共有的夫妻共同财产无偿给予樊超霞,而樊超霞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陈国珍的家庭情况下无偿获取陈国珍与邹国珠的夫妻共同财产,此二人之间的给予和接受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对邹国珠而言显属恶意,侵害邹国珠的合法权益,陈国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权处分。陈国珍与樊超霞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恶意串通,此二人之间的赠与合同应属全部无效。综上,陈国珍赠与樊超霞的142000元是夫妻共同财产,陈国珍与樊超霞的赠与合同无效,邹国珠请求将该钱款返还给邹国珠,陈国珍同意由樊超霞返还给邹国珠,邹国珠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国珍赠与被告樊超霞142000元款项的行为无效;二、被告樊超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邹国珠返还142000元;三、驳回原告邹国珠的其余诉讼请求。 记者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书上发现:基于不正当关系获得赠与财产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在法律上不被认可,在道德上,更不被大家认可。一、二审法院对于原配要求第三者返还婚内赠与财产的案件判定赠与无效,要求婚外第三人在规定期限内把相应款项返还给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是正确的,但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案的的焦点是:一、二审法院没有支持邹女士和陈先生在2013年2月25日补领结婚证之前,即1997年双方举行婚礼后又生育二孩至2013年补领结婚证期间的事实婚姻。但据记者查询:根据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71第六条》:男女双方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民法典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那么,按照民法典规定,邹女士和陈先生虽然在2013年补领了结婚证,但他们的婚姻效力应从1997年举行婚礼之日起计算。对此,关于邹女士与被告樊女士、陈先生赠与合同纠纷一案记者将予以继续关注。(陈青瑜 刘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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